康乾盛世本质：没有前途的繁荣 中国的自娱自乐

　　康熙称大清圣祖仁皇帝，八岁即位，十四岁亲政，在位六十一年，勤奋治国，颇有作为，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明君、好皇帝。说起他对国家的功绩可理出一大堆：巩固疆域方面，平定西南“三藩”，统一台湾，抗击沙俄而缔结边界条约，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，册封班禅而稳定西藏……经济建设方面，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，奖励垦荒，兴修水利，摊丁入亩，整理赋税，发展农业，及一系列有关促进工商业的措施……然而，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交，可谓世界史上的关键时刻，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正掀起思想启蒙运动与科学技术风潮，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与科学家，孕育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。俄罗斯也通过彼得大帝的改革，国力增强而摆脱西方殖民的命运。那么中国的康熙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，对他的事迹到底可作怎样的评价呢？

　　康熙在守土御侮、加强统一方面的功绩是很杰出，但其目的无非是维护王权控制下的大一统秩序，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而已。虽然在武功方面颇显雄才大略，但与中国传统的帝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，就是说，于社会进步基本无关。然而有关失误也颇严重，如实行“边禁”，禁止汉人去山海关外谋生，尤其是封禁了东北北部，因为它是满族的发祥地，导致东北北部地区特别地广人稀，防备松懈。不但极大地阻碍了东北地区的发展，而且使帝俄攫取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易如反掌，十九世纪，俄国人没费多大劲儿，就占领了东北的大片领土。

　　最主要的问题是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从明末利玛窦来中国后，传教士们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科技与文化。在西洋文化的冲击下，康熙看到了国外有许多先进的器物，也产生了对西方科技的兴趣，如在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医学、生物、农艺、工程技术等领域全都学过，乃至有所实践。但原因仅在于猎奇与赏玩，汇集中外能工巧匠造些西学器物为自己的喜好服务，然后藏之深宫，丝毫没有觉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，看不到西方科技将会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，对西学的根本态度是“节取其技能，禁传其学术”，坚持认为天下最有用的学问依然是“帝王道法”。由是在思想文化、制度文化方面没有什么悟性，依然墨守成规，保守自诩，没有任何改良创新的意识。

　　康熙继续树立皇家威严，贯彻落实大清皇家礼仪，王公大臣不但老老实实“三拜九叩”，连“臣下”和“卑职”的自称，也“自觉地”改叫“奴才”。如此等级森严且侮辱人格的所谓“礼仪”，直接导致乾隆以后外国使臣无法与中国正常交往！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也往往由是展开，甚至西方军队的多次入侵都与此侮辱人格的“礼仪”有关。清初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曾有反复，乃至取消八股文，是康熙重新对孔子行三跪六叩大礼，大搞尊孔崇儒，恢复了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。康熙还大力提倡宋明理学，对朱熹推崇备至，将理学奉若神明，把它作为清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加以尊奉，因此被称为“理学皇帝”。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，使国家完全延续着文化僵化的传统面貌。清初曾一再下令禁止的妇女缠足等风俗，也是康熙“开恩”允许恢复，清初的铁血“剃发令”与“易服令”却继续强行落实，历经数不尽的屠杀与强迫之后，终于到雍正年间，汉发、汉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

　　康熙初年就严令禁止臣民信奉基督教，许多地区传教士被拘，教堂被封，书像被毁。后来感觉基督教对中国并无危害，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解除禁教令，容纳传教士和基督教，这改变不是对世界发展大势的认同，而只是皇上的优遇与恩典。1704年，教皇发布对中国教徒的“禁约”，为康熙严词拒绝，以基督教不合中国礼仪而再次禁止国人信教，并明令传教士不受欢迎，凡在华传教士需领“印票”，遵守中国礼仪制度者才许留住，不遵守者驱逐出境。到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，实行禁教政策，到雍正初年全面驱逐传教士，此是中西文化矛盾爆发的核心事件。虽说罗马教廷存在不切中国实际妄下禁令的问题，但中国王权为了维护自己说一不二的至高权威，维持自己帝国的完整统治，敌视西方的思想信仰，不允许西方主流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，是中国社会自我封闭的落后之因。专制皇权是靠忽悠百姓来维持自己的统治，所以绝对不能容忍异质文明来影响这种忽悠！

　　经济方面，康熙执政前期实行了一些轻徭薄赋、恢复民生的宽容政策，也谈不上有什么卓越的进步，只是沿续旧式统治手法进行一些整顿而已，且依然以农业生产为重心，摆脱不了重农抑商的传统理念。他采取一些鼓励工商业的措施往往是不得不为之，形势所逼，而另一面又常常对其加以防范和限制，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后逐步倾向禁矿，不但不允许大规模开采，且下令原未采之矿，一律不许再开。甚至许多已经开采的矿山，也被勒令封闭。到康熙末年，广东、湖南、四川、河南的矿厂都被禁止。唯剩云南铜铅矿产，是国家铸钱的原料而未遭禁，但也废止“听民自售”政策，由官府包买。另外，对其他工厂、商业规模和用工数量等，都有具体的限制。由于不允许外商在中国的自由贸易，垄断对外贸易的广州“十三行”也是在康熙年间成立，严格限制进出口商贸，这些政策都造成民营工商业生产的衰落。

　　为封锁台湾的郑氏势力，清初实施“海禁令”，不但片帆不准下海，且颁布残酷无比的“迁海令”，康熙朝几度重申，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，谋生无路，乃至大量死亡，生灵之祸，莫惨于此。直到1683年清军攻取台湾，次年才下令开海贸易。1716年，为隔绝内地与海外的联系，康熙再颁禁海令，严禁商船到南洋诸国贸易，只可往东洋贸易，并有禁止出海者滞留海外等种种限制。允许外商到中国贸易，到乾隆朝只留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，以致贸易萎顿，百货不通，民生日蹙。海禁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极大危害，不仅没有海军，不懂制海权，更有着全局性的深刻影响。闭关锁国，禁止中国人到海外去，切断了获得外界信息的渠道，也丧失了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刺激的可能性，将这个黑暗大牢笼中的一条本可以透一点亮的缝隙都给堵住，并直接阻碍了造船业和渔业、盐业的发展。中国的大门，也就此关上，直到被西方人用枪炮强行打开！

　　康熙有仁慈、宽柔、真诚、谨慎的一面，然而也有专横、残酷、虚伪、自大的一面。《清史稿·徐元梦传》载：侍讲官徐元梦因不会射猎，遭皇上责备，上疏辩白，令杖五十，抄没家产，父母发边。次日，康熙气消，令太医为徐治病，照常侍讲。徐求释父母，才令追回。冬天，有人劾某学士与徐互相标榜，徐被削去官职，投下大牢。翌年被判绞刑，康熙改为重刑，鞭百枷示三月，入内务府服劳役。五年后，康熙想到徐还忠诚，又令回上书房侍讲。

　　废黜太子事件中，任情治罪甚至滥杀大臣。如内大臣索额图因是太子党羽而被幽禁致死，两个儿子也被处死。与索额图交好的大臣全遭禁拘治罪，有的因保存有私信就交刑部处死。翰林检讨朱天保因上疏请立太子，就被刑讯逼供，最后处死，所供涉及官员或处死，或幽禁，或戴枷示众。七十岁大学士王某两次上疏请立太子，被严斥结党求荣，令趴在宫中石阶上拟稿认罪，后发配西北充军，因王某年老而命其子代行。

　　康熙在平定“三藩”和抗击沙俄作战时虽曾下令铸造新式武器，如传教士南怀仁奉命研发神机大炮，还建立了火器营等。但作为以骑射发迹的满人，康熙没有看到中国军队落后于欧洲的现实，没有近代军工的眼光，停止发展新型火药武器，没有用现代火器去改良清军的装备。有人献上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，康熙仅留下两支自己玩，其余下令毁掉。据说当时有人发明了连发火器，康熙也置之不理。从而使热火器逐渐淡出清军队伍，直到鸦片战争，清军依然以大刀长矛等旧式武器为主。去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了！

　　据考，康熙后妃人数实居清朝诸帝之冠，好色可见一斑。康熙醉心于营造一个王权专制下的大一统安定繁荣的虚假局面，大兴土木建造承德避暑山庄和圆明园，这两个超大级皇家楼堂馆所，均在康熙年间开工。其中圆明园越干越大，后任皇帝前赴后继，一直干到大清亡国。铺张浪费程度，超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君王，甚或可说这种醉心园林工程的皇家生活方式，直接为晚清垮台埋下了伏笔！

　　当然，康熙这些缺陷，与中国文化本身形成的局限有关，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条件有关，中国地处东亚，与西欧远隔重洋，康熙无缘与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接触，不可能意识到中国早已落后于世界，他只能按照中国旧有的文化模式生活，他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在本质上与前代统治者并无差别。他所营造的所谓盛世，只能是中国特定环境中的自娱自乐，一种根本没有前途可言的“繁荣”，且必然走向无可奈何的衰弱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之中，根本不可能产生能将中国社会引向进步的“圣君”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